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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人商业界，有着一个很流行的说法，那就是，如果一个投资人发现一个民营企业家开始花大笔的钱投资娱乐圈，甚至开始一掷千金地泡女明星，那么就应该拿了钱赶快跑，因为这证明这个企业家开始“飘”了。
这个说法，最早是万通地产的董事长冯仑说的，乍看之下多少有点“红颜祸水”的意味在里面，不过话糙理不糙。
2011年，汪小菲和大S的婚礼举世瞩目，当时的汪小菲不但美人在怀，还正式出任俏江南的CEO，堪称春风得意，然而不到几个月，俏江南就开始走起了下坡路。
当然，婚姻的角度说，大S并没有过错，不能把脏水往女人身上泼。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贾跃亭娶了甘薇，震动了大半个娱乐圈，结果不久之后，势头大好的乐视就每况愈下，最后到了破产的地步。周旭辉和童蕾、王珂跟刘涛，也都是这句话“血淋淋”的例子。
时代瞬息万变，上世纪80、90年代赶上投资风口成长起来的一代企业家，除了眼光毒辣之外，更重要的就是稳扎稳打的实干精神，以及谨慎的经营策略。一旦失去了这种脚踏实地的态度，被灯红酒绿迷了眼，就容易败走麦城。
中国的一代“鞋王”达芙妮，就是这么陨落的。
大鹏一日同风起
00后、10后的孩子，在听说“达芙妮”这个女鞋牌子时，恐怕会觉得很陌生。但在90后的记忆里，这个牌子确实家喻户晓。
不过，很少人知道，这个在大陆声名鹊起的品牌，最初是由一个台湾人一手创办起来的。达芙妮的创始人是一对亲戚，一个叫陈贤民，一个叫张文仪。
张文仪是陈贤民的大舅子，有着一手不错的制鞋技术，而陈贤民本人人脉广，愿意跑业务，两人一商量，决定自己创业，给别的厂家做鞋类代工。两个人当时挂牌成立的公司，叫“乔志企业”。
80年代，正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初期。陈贤民和张文仪一商量，直接在香港挂牌创办了“永恩集团”，开始给美国客户做代工。中国大陆的劳动力价格低，当时又鼓励台商投资和进出口贸易，很快，乘着时代的东风，“永恩集团”的业务成绩蒸蒸日上，成了颇有名气的代工厂。
受市场鼓励，陈贤民、张文仪两个人，也正式决定留在大陆，彻底把自己业务重心从台湾转移到内地。1990年，他们在永恩集团旗下成立了一个子公司，专卖女鞋，名字就叫做“达芙妮”。
顺风顺水的三个决定
如果说把商业重心转移到大陆是陈、张二人第一个正确决定，那么打造女鞋品牌，就是他们第二个正确的决定。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如果接着干鞋类代工，不是赚不着钱，但终究是处在产业链下游，只能赚点辛苦钱，而且还要看客户的脸色，如果能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那么不但能通过品牌效应获得更高的收入，还能真正自己给自己做主，大大提高了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其次，就是当时的中国，确实需要自己的国货品牌。“达芙妮”女鞋，也对自己的目标客户进行了十分精准的定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民手里有钱了，也有消费能力了，但能选择的品牌却十分有限。在当时，“香港女鞋”这个品牌一打出去，就能吸引不少人的目光。
除此之外，“达芙妮”本身也迎合了当时女性的消费心理：这个名字取材于希腊神话当中的月桂女神。这个女神首先是一个美女，其次呢，她是一个十分独立的美女，即使被太阳神阿波罗追求，也依然不为所动，最后为了拒绝阿波罗，甚至化身成了一棵月桂树。
这种“独立女性”的形象，加上希腊神话中颇具浪漫气息的悲情故事，迎合了20世纪9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女孩子一方面有点天真，一方面又迫切地想要走出自己的路的心理。
同时，在宣传上，陈贤民和张文仪也下了血本。在绝大部分人还不知道“营销”为何物的时候，这两个人就大手笔地开始投放广告。根据后来的统计，在达芙妮开张的第一年，在90年代的中国，他们的广告投入居然就达到了7位数。
这样的“大手笔”也得到了可观的回报。很快，达芙妮就成了女鞋品牌的“大哥大”，永恩集团也随之水涨船高，五年之后，就成功上市了。
紧接着，在陈贤民的拍板下，达芙妮又做了第三个正确的决定：开设零售专卖店。上面也提到过，达芙妮这个品牌创立之初，其实是从代工厂发展出来的，主要经营的还是批发业务。但五年之后，随着大陆这边的经济活力越来越强，陈贤民意识到，搞批发可能已经不适应市场的需求了，开办实体店，搞零售、专卖的经营模式，才是未来的发展之道。
这一点也很好理解：21世纪前后，中国人的需求已经从单纯的“卖卖卖”转向追求消费体验了。比起在露天大卖场里散落一地的鞋，很多人更愿意购买摆在明亮精致的柜台上的鞋。
果不其然，专卖店一经开设，中国大陆又刮起了一股“达芙妮”旋风。
企业家泡女明星必死？“达芙妮”的陨落
在“达芙妮”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危机也随之而来。
从创业之初，达芙妮乃至达芙妮背后的永恩集团，就是“双核”的存在：陈贤民人脉广，有经营天赋，是达芙妮的“面子”；张文仪手里有制鞋技术，还积攒了很多制鞋经验和渠道，是“里子”。在业务没做大的时候，两个人可以互相帮衬，但业务做大之后，“隐居幕后”的张文仪就不满了。
为了占据主动权，张文仪不再甘心做幕后，而是站到了台前。他的“横空出世”，直接在永恩集团的董事会上引发了好几轮话语权的争夺。两个人吵到最后，陈贤民心力交瘁，决定“退位让贤”，把公司的大部分管理权都移交给了张文仪，自己带着老婆孩子，去加拿大养老了。
很快，在张文仪手下，达芙妮的资金链就出现了问题：陈贤民投资开店的排场太大，需要强大的资金链支撑，但女鞋销售分旺季和淡季，旺季销售额高，资金回笼快，也就能勉强支撑，淡季的时候，流动资金不足，一时不慎，就容易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陈贤民经营多年，熟悉市场流动趋势，朋友也多，懂得规避风险，万一情况不对，也能借来钱帮公司撑过难关，张文仪却没这个能力和眼光。
1999年年底，眼看“清账”的日期临近，达芙妮手头却没有足够还账的货款，张文仪没办法，只好低头，亲自请陈贤民出山筹措资金。陈贤民出面给达芙妮担保，很快借到了需要的钱，帮达芙妮躲过一劫。
陈贤民“王者归来”，张文仪也彻底失去了和自己妹夫竞争的资本，黯然退场。
不过，在离开董事会之前，他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让自己另一个姐夫的儿子陈英杰进入管理层，担任达芙妮的“小陈总”，陈贤民答应了。
“小陈总”进入达芙妮管理层之后，一开始很是“励精图治”了一番：在他的主导下，达芙妮完成了一轮大规模的人事调整，核心班子从原来的台湾人为主，正式变成了以大陆人为主，牢牢地把握住大陆的市场形势。同时，他还主张走平价而非高档路线，要做大众品牌。
在大刀阔斧的调整之下，21世纪初，达芙妮很快走上了巅峰，成为中国女鞋的的龙头品牌。当时，达芙妮有一句广告词，叫“中国市场每五双品牌女鞋中，就有一双来自达芙妮。”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达芙妮站稳脚跟，陈英杰也渐渐失去了最开始的那股锐气。手里的海量资源和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把这个精干的企业家引进了“温柔乡”：2021年，混迹娱乐圈的陈英杰泡到了年轻貌美的女明星韩雨芹，两个人光速结婚。陈英杰当时自称“中国鞋王”，沉迷在一掷千金的快感当中，错过了市场最重要的一轮变革期：从实体转向电商。
在淘宝、京东这些综合性平台如日中天的时候，志得意满的陈英杰没有选择和他们合作，而是野心勃勃地想要成立线上鞋类商城，让线上销售成为实体店铺的“补充”。
这种观念，导致达芙妮的线上业务十分单一，购物体验无论是与线下实体店相比，还是与五花八门的综合性网上购物平台相比，都毫无优势。
陈英杰的决策失误直接导致了达芙妮从中国女鞋品牌第一线沦为了二流，湮没在了各大网络品牌的信息洋流当中。
到2018年，曾经如日中天的达芙妮，市值只剩下3亿港元，让不少人扼腕叹息。
达芙妮国际(00210)公布的2021年中期业绩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5040万港元，同比减少77%；实现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为4480万港元，去年同期股东应占亏损约为1.41亿港元。
近年来，达芙妮似乎有些没落。从2015年至2019年间，达芙妮频频关店，而且年均关店达到1000家以上。
据悉从2021年8月25日达芙妮公布2021年中期业绩显示，上半年营业收入为5040万港元，股东净利润4450万港元，成功扭转了亏损，但这是因为售卖了大量的资产才实现的，这样无异于“饮鸩止渴”。
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这属于“冯仑定律”，并不是因为某位明星或者某位企业家个人的原因导致公司陷入泥沼，更应该思索的是，如何跟上时代的发展让企业去顺应发展。
在连年的亏损下，达芙妮选择向“轻资产”转型，开始线上的销售模式，看到直播的红利风口，对于如今的达芙妮来说，售卖资产转型线上应该算得上是上上签了。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红极一时的达芙妮在鞋子的领域还是有一定基础的，但究竟能否大翻盘实现逆转，还很难说。